谁偷走了中产阶级的幸福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谁主宰了我们的“被生活”？] 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烦躁、失眠、天堂2开服一条龙服务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寂寞都市的关系危机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个人都谈笑风生，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上班戴着面具，回家孤单一人。加班的夜晚，无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虚，她就唤上两三个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满大街都是这样寂寞的都市白领，只是他们全副武装，轻易看不出来近10年，许宜铭每年花大半时间呆在中国大陆，他发现这里的人与台湾有个很大的差异。“即使两人之间关系多么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防范，并不倾心信任。”他相信这与“文革”留给中国的民族创伤有关。“文革冲击的是华夏文化的根。儿子检举亲生父母，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这给中国人深层的人际关系留下了浓重阴影，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两代人。” 在近30年物质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尝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个家庭内部争家产，大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利益争夺，物质始终放在首位，关系都是被牺牲的。” 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说，“亲情、友情极度疏离。” 但偏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社会的连结，从小习惯了对比，每个人都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获得存在感。因此，中产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乐部来排遣心底的寂寞去年，Diaan迷上开心网，通过鼠标点击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无聊的游戏，但城市精英乐此不疲。电视剧《玉海棠》开机 再现抗战传奇故…。“好友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企业老板。”这些小游戏实际上是一种透过网络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满足服务，让人间接短暂地实现与他人的连接，从而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不少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颇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胡峰的传奇私服穿越之异界旅（二十）热血江湖开服一条龙服务无法在群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上放弃生命的不归路。”韦志中说一个单调无聊的网络小游戏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关系危机的要害公务员的幸与不幸当韦志中郑重提到，“我们正身处一个中产阶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危机时代”时，如果说还有相对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务员群体。[“嫁碗族”为嫁公务员不惜变“剩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曾对沿海某省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作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在工人、农民、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和城市贫民七大群体的综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继而是城市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其次是农民从大方向看，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关系，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产与富有阶层；但在几个中高收入层次群体内部，这一表征却不明显。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与社会保障上的缺位，无相当收入基础的国人很难谈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追求物质的方式满足幸福感，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仍然有效，只是当群体的收入达到一定层次后，效果不再明显“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影响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韦志中以物质财富追求的幸福阈限说来分析这个现象，“当实际的物质条件跟通过物质获得幸福感的心理阈限差距越大时，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振荡会越大；而一旦接近这个阈限，物质财富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最终失去感觉。” “幸福感严格来说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邢占军说，这些年公务员群体一直在各类幸福感调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与其实际收入并无必然关系“稳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务员对现状普遍满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岁的杨迈在广东某市级财政单位呆了8年。要谈公务员的“幸福”，他有点无奈。“考上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别人在为事业拼搏、热血江湖开服一条龙服务跳槽的时候，我8年如一日领一份白领级的工资，没升过职、没调过岗，现在还是底层科员。” 杨迈形容公务员是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不会暴富，也饿不死。你浮躁也没有用，奋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劲。只能放慢步伐，慢慢来。没有太高的期望，就少点失望和焦虑。”